古人為文崇尚精簡，不興剌剌不休，一種常見的方法是用典。典故是往事的凝練，看似寥寥數(shù)語，實際潛藏著更多文本。它仿佛讀書人之間的密語，相識者一望即知，不煩詞費，不識者如墜迷霧，聞如未聞，于是無形中成為一道隔障，將“不入流”者攔截在外。但典故也有生熟的不同，有些熟典近乎盡人皆知，有些就相當冷僻，頗考驗讀書人眼界和腹笥的廣狹。我最近上課，遇到章太炎對梁啟超講的一段話，涉及北宋史事，請教了好幾位師友仍感茫然，只好暫時擱置——他們兩人說話，本沒打算給我們聽。書和書之間構成一塊自然生長的草皮，根腳處彼此相牽，從來不是孤零零的，讀一本也是在讀很多。
用典好是不好？這很難說，作者和讀者兩方面的情形都要顧及，不可一言以蔽之。它確實設置了不少閱讀障礙，對多數(shù)人不友好，所以胡適倡導文學革命，提出八條準則，“不用典”赫然位居其一。陳獨秀進一步指責典故乃是“死文字”，用典即是“摹仿古人”，脫離時代，背離了“寫實主義”精神。這雖不能說全無根據(jù)，但也相當不公：今天的小朋友在網(wǎng)上說些“黑話”，彼此莫逆于心，旁觀者卻莫名其妙，其實也是用典——這“典”就不來自過去和書本，而是出于當代，其實就是陳獨秀推重的“寫實”。即使來自過去的“典”，在日常語言中也無法避開。歷史學家弗里茨·斯特恩曾短暫地參與外交事務，發(fā)現(xiàn)很多外交官談話，都喜歡“穿插一些歷史類比”，用過去說明現(xiàn)在。原因很簡單：人并不是真的生活在一根線性時間鏈條中，過去并不消散，而是永遠和當下如影隨形。
19世紀末20世紀初，在一些讀書人努力下，中文閱讀的門檻大為降低。梁啟超是做這事的人中最知名的一位。他在戊戌前投身《時務報》，變法失敗流亡日本，又先后出版《清議報》《新民叢報》，每出一期，不脛而走，對改變中國人的輿論和頭腦功莫大焉。梁氏自稱作文力求“平易暢達”，“縱筆所至”不加拘檢，沒有條條框框，故能“條理明晰”，而又“筆鋒常帶感情，對于讀者別有一番魔力”。如是，則當然不能肆意用典。可是我們也不要忘記，任公十七歲中舉，是從古書堆里走出來的。他的放筆無拘束，也包括了用典在內——這對他并不構成一道禁令。只是他當然不會使其變成讀者的絆腳石而已。
有人說，最好的用典是猶如不用。讀到的人，深者得其深，淺者得其淺。這是內行話。不過，這么做有時也可能造成誤解：許多典故表面看顯白簡易，內地里卻可能別具洞天。忽視這一層，或可能讓我們錯過作者有意無意希望傳達的信息。比如，梁啟超為何自稱“飲冰子”？
“一葉識春秋”為書評周刊新設專欄，我們特邀清華大學歷史系王東杰教授，從中國近代史上選取一些被前人忽略或遺漏的、沒有受到足夠關注的文獻，并加以解讀，以確定20世紀中國歷史/思想史的一些基本特征。
第五期
梁啟超
《飲冰室合集》
《飲冰室合集》，梁啟超著，中華書局2015年4月。
“我其內熱歟”
梁啟超一生用過的字號很多，比如“哀時客”“愛國者”“中國少年”“中國之新民”“滄江”等等，大都用過一段時間就放棄了，使用終身的，除了“任公”，就是“飲冰室主人”或“飲冰子”，乃至文集亦叫做《飲冰室合集》，可知“飲冰”二字在他生命中的分量。
使用這么多字號，在文人傳統(tǒng)看，不算特例，但梁啟超這樣做，卻有實用的目的：任公編了許多雜志，撰稿人卻主要是他自己。他要寫大量文章來填充版面，也得用好幾個筆名充當作者。不同筆名分擔了他生活和心靈世界的不同角色。日本學者狹間直樹注意到，在《新民叢報》上，“中國之新民”一名主要用于《新民說》，但其他文章也會用，說明它們“皆與《新民說》存在有機的聯(lián)系”；隨著《新民說》的停筆，《新民叢報》雖然還在繼續(xù)辦，“中國之新民”這個名字便不再出現(xiàn)了。可知，梁啟超使用某個筆名，是有特定考慮的。
《新民叢報》。
那么，“飲冰”對他有何特殊意味？
最權威的當然是梁氏自己的解釋。1899年8月26日出版的《清議報》第25冊刊發(fā)了六則短文，總題《飲冰室自由書》，署名“任公”，這是“飲冰室”三字第一次披露于眾。在其中的第一篇文章中，梁啟超解釋了“飲冰”二字的由來：“莊生曰：我朝受命而夕飲冰，我其內熱歟？以名吾室。”“飲冰”是因為“內熱”。
梁啟超的“熱”，要從他的老師康有為講起。1898年，康氏在京師保國會第一次演說，大談“熱”的重要：
萬物之生，皆由熱力，有熱點故生諸天，有熱點故生太陽。太陽，熱之至者，去我不知幾百萬億里，而一尺之地，熱可九十匹馬力，故能生地，能生萬物，被其光熱者，莫不發(fā)生。地有熱力，滿腹皆熱汁火汁，故能運轉不息。醫(yī)者視人壽之長短，察其命門火之衰旺，火衰則將死。至哉言乎！故凡物熱則生，熱則榮，熱則漲，熱則運動；故不熱則冷，冷則縮，則枯，則干，則夭死，自然之理也。
世界完全靠“熱”驅動，離開“熱”就無生命可言?！盁帷钡闹匾?，無論如何都不算高估。康有為把孔子學說稱作“火教”，謂其“以太陽為主”；把一些重要的儒家概念，如“仁”和“誠”都看作一種“熱”，強調人心中需要有“熱”，才能“急人之難，濟人之困”——而這正是“圣哲豪杰”不同于“庸人”之處。所以康氏總是自稱“受質甚熱”之人，以至連他的論學對手朱一新也不得不承認：“君之熱血，仆所深知。”
在表述上，梁啟超很少像康有為一樣赤裸裸地歌頌“熱”，不過他也自稱“性稟熱力頗重”：慨然以天下自任，對“束身寡過”的儒學傳統(tǒng)和消極無為的老子學說皆有嚴厲批評，都是“熱”的表現(xiàn)。故一般認為，對任公來說，“內熱”大致有兩層意思，一是指他懷抱救國熱誠，二是指他憂心國事，杌隉難安。這都使人發(fā)“熱”。因此，梁啟超以“飲冰”為號，表達了對國勢的焦灼關切——這關切是如此深重，只有“飲冰”才能紓解。
康有為和梁啟超（右）。
然而不妨回到《莊子》再來看看
這個解說不但緊扣了字義，對梁啟超志向、性格的刻畫也相當深刻，所以當然是對的。但如果我們注意到“飲冰”是一個典故，或者不妨按照梁啟超的提醒，去讀一讀原文，或許會有新的發(fā)現(xiàn)。
這個典故的出處是《莊子》“內篇”《人間世》。原文說，楚臣葉公子高奉命使齊，感到重擔在肩，憂心不已，于是來見孔子。子高擔心，楚王對自己的期望甚重，而齊國也會對自己待以上賓，但對楚國的請求卻可能一拖再拖，消極抵制——子高很清楚，自己是要說服齊王做一件他并不情愿的事。然而，要說服一個“匹夫”尚且不易，更何況一個諸侯！每當想到這點，子高就立刻焦躁起來：“今吾朝受命而夕飲冰，我其內熱與！吾未至乎事之情而既有陰陽之患矣！事若不成，必有人道之患，是兩也。為人臣者不足以任之，子其有以語我來！”我早晨接受使命，晚上就要飲冰，這是因為“內熱”吧？尚未啟程就已是陰陽失諧，事不成功又必遭楚王重處，我可真是連遭兩重禍患。身為人臣而不足以擔任君王的差遣，這怎么能行！所以先生啊請你告訴我，我到底該怎么辦！
《莊子今注今譯》，莊子著，陳鼓應注釋，中華書局2016年5月。
《人間世》一篇的大意是教我們如何在這個充滿風險的人間（“方今之時，僅免刑焉”）自處。它由好幾個故事組成，在快結束時講了《莊子》里最知名的故事之一：一株櫟樹因為不成材料而得以保全；接下來是楚國狂人接輿對孔子的勸誡，而以“桂可食，故伐之；漆可用，故割之。人皆知有用之用，而莫知無用之用也”一句作結。顯然，文章的主旨是說明“無用之用”和全身自保的訣要，基調并不是積極向上的，和任公的志向可謂背道而馳。所以他使用這個典故，絕不是在全篇的意義上。
我想，激起梁啟超共鳴的，是葉公子高的處境?！俺鍪埂痹圃?，很容易讓人想到梁氏亡命日本的事。況且那時康有為還偽造了光緒的衣帶詔——要求康氏趕緊逃出北京，“設法相救”——這使康梁師生的逃亡更像“出使”了。但問題是，梁啟超雖然很可能參與了這次作偽，但表現(xiàn)得并不積極：他不會主動把自己的處境說成受到光緒皇帝的差遣。當然，他剛剛赴日時，也想說服日人去搭救光緒，但這顯然不符合現(xiàn)代國家的關系準則。相反，日本在清朝壓力下，又幾次想趕康、梁二人離開，態(tài)度溫和而語氣堅定。最終南海去了加拿大，梁啟超留了下來?？墒谴耸乱沧屗宄匾庾R到，要靠別人力量解決自家問題純是妄想，人能靠的只能是自己。這也就是1899年夏天梁啟超發(fā)表《飲冰室自由書》時，反復談及獨立、自主的緣由。葉公子高設想的齊國對待使者的態(tài)度——“甚敬而不急”，正是任公赴日一年的實際遭遇，理所當然地喚起他的共情。
不過要更深入地理解“飲冰”的含義，我們就不能僅僅盯住子高的那兩句話，而必須接著看孔子的回答。這由兩部分組成?？鬃酉日f，人生有兩種東西不可違背，一是“命”，二是“義”?！懊比纭白又異塾H”，出自天性，“不可解于心”；“義”如“臣之事君”，是后天的，然而卻“無所逃于天地之間”，走到哪里都存在，躲也躲不開。因此，接受了君王的差遣，就不能再顧及自己，不能“悅生而惡死”。所以，“夫子其可行矣”。這是鼓勵的話。那時的梁啟超開始更自覺地接受現(xiàn)代國家觀念，對他來說，“君臣之義”可以轉換為“國”和“民”的關系——這也是“無所逃于天地之間”的。所以國民要忠于自己的國家，須置生死于度外，身家性命都不能考慮得太多。
更重要的是接下來一段?？鬃诱f：凡是兩國交往，挨得近的就須出之以誠信，距離遠的就要忠實于言語。國君和國君之間，總得要有個人傳話。若是兩個君主相互喜歡（“兩喜”），或者彼此都很憤怒（“兩怒”），則傳話就成為天下最難的事：因為“兩喜”就可能“溢美”，“兩怒”就容易“溢惡”。無論是“溢美”還是“溢惡”，其實都是虛妄，而虛妄的話就很難讓人感到信服——所傳之話既然疑竇重重，傳話的人就不會被人信任。所以正確的方式應該是傳達實情，而不要傳達過分的話語——使者自我保全，大約只有這一條路。況且世事難料，人和人的關系總是在變化中：往往是以相互信任始，而以互相欺騙終，“兩喜”成為“兩怒”，出使者可不慎乎！在任何時候，言辭都好比風波，變幻不定，在傳播過程中必定有得有失。最好的傳話人莫若順應于自然，不要刻意偽飾——不“溢美”也不“溢惡”——然而這卻最為難辦。
梁啟超。
如果“出使”中最重要的任務就是“傳話”，則任公的確就是一位使者。不過他承擔的不是外交責任，而是文化交流，尤其是將西人的話傳給中國人聽。早在1898年11月，他在《清議報》創(chuàng)刊辭中就把“交通支那、日本兩國之聲氣，聯(lián)其情誼”作為該刊的四大宗旨之一；隨著在日本居住日久，讀書日多，“疇昔所未見之籍，紛觸于目，疇昔所未窮之理，騰躍于腦”，其思想“為之一變”。他對此興奮異常，自稱是“枯腹得酒，沾沾自喜，而不敢自私”，也想讓其他人知道這滋味，于是致力于譯書事業(yè)，自己寫文章也不忘介紹各種新知識、新思想。由此，他以筆為舌，扮演了一個使者角色。問題是，在介紹異國思想的過程中，怎樣老老實實，原原本本，不變形，不走樣，使中國讀者知其本意？這是一件大事，不能不令梁啟超感到敬畏：“我其內熱”，此之謂歟？
因此，倘若我們不只是盯著那兩句話，而是回到《莊子》原篇，結合其上下文，以及梁啟超說這話時的境遇和作為，也許可以推測，當任公使用“飲冰”兩個字為書室命名的時候，他想傳達的不只是自己對國事的熱心和憂心，也是一個使者的興奮和戒慎恐懼，是自勵，也是自警。
《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》是梁啟超的名文。他在其中宣布，20世紀乃是以歐美為代表的泰西文明和以中華為代表的泰東文明“結婚之時代”，號召“我同胞張燈置酒，迓輪俟門，三揖三讓，以行親迎之大典”，斷言“彼西方美人，必能為我家育寧馨兒以亢我宗”。拋開這些話中在今天可能會被人指責的“父權”色彩，我們可以清楚地知道，任公自覺地希望在這場東西文明的婚姻中扮演一個媒人的角色——做媒，也是傳話。這或者可以幫助我們理解，他為何終身沒有放棄“飲冰”這一名號——因為他始終懷揣東西文明“結婚”的理想，即使在晚年被某些人認定為“東方文化派”的代表，依然如此。
《新民說》。
所以，任公為何要“飲冰”？
我當然不能斬釘截鐵地說，我的解釋就精準地把握到了任公的本意。實際上，所謂作者“本意”，本身就可能是模棱含糊的：一個人使用某個典故，當然是有意而為，但也可能同時受到了無意識的驅遣：在后一種意義上，彌漫在一個典故中的某些情感和語意氛圍喚起了作者的情愫——盡管他本人未必清楚地意識及此，但這確實也在其“本意”之中。不過，要清楚地區(qū)分出有意識和無意識這兩個層次卻并不容易，有時也并非必須。所以我只能說，任公使用“飲冰”二字很可能包含了我在這里說的這層意思。
不過我可以肯定的是，梁啟超的志向的確是成為中西文明的媒人和使者，而他對傳話過程中可能存在的危險，也一向具有清醒的自覺。事實上，這恐怕也是他“流質易變”的一種原因：他太害怕不能準確傳遞說話者的原意，以至令聽者發(fā)生誤會，誤入歧途，甚至因此喪失了對另一方的信任，攪散東西文明的天作之合。任公曾引用過朱熹的一句話：“教學者如扶醉人，扶得東來西又倒?！弊钅鼙磉_他的這層焦慮：履薄臨深，“其內熱歟”？
所以，如果我的理解沒有錯誤，我們似乎可以從“飲冰”二字中聽到任公對20世紀的衷心祈愿和他身為使者的戒慎恐懼。
作者/王東杰
編輯/李永博
校對/王心
